避暑山庄文化意蕴

　　避暑山庄文化意蕴
　　避暑山庄研究所  孙继新
　　十八世纪初，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在其辉煌的鼎盛时期，选择在长城边塞以北，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修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总结性作品——避暑山庄，并环绕山庄建造了中原内地迄今最为宏博的藏传佛教寺庙群落—— 外八庙。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建造前的构思就决定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功用，而绝不是单纯的园林与寺庙。在造园和建筑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综合运用了多种传统技艺，荟萃全国各地名园胜景，博采满、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巧妙地实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有机结合，体现出园林建造中“源于自然、还于自然”朴素的艺术构思，更揭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神授”的儒家帝王哲学。避暑山庄、外八庙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与寺庙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和总结。
　　正如，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了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表述其理由时说到：“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的园林式皇宫，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古代帝王宫苑与皇家寺庙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标志中国古代造园与建筑艺术的巨大成就。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实物资料”。可以说，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是中国园林建筑的集大成，也是我们民族造型美的最为壮观的体现。
　　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古代中国有几种并行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儒家思想保证了阶级间的稳定；道家思想保证了所有人能够自身和谐的思想，追求天人合一，构建自身和谐；佛教则肯定了每个人生来的善劝诫，大家向着和善的方向努力。这些不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影响虽然不同，但是使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统一和谐。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鲜明的民族代表性，同时又和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在形式上整齐划一，层次井然，追求空间方圆规矩和秩序，装饰严谨浑厚，在庄重典雅的背后蕴含着封建社会的善和美、艺术和典雅、怀古和现性、心理和伦理、信仰和宗教等文化内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园林的表现意境。
　　避暑山庄作为皇朝的夏宫消暑理政，曾经是清王朝“天朝大国”的外交场所德沛遐方；曾经是民族怀柔基地而安抚内外。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竣工。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历时89年。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写到：“察民意，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晏安之怀”这就充分体现出建筑这种文化堡垒、政治堡垒、宗教保垒的重要意义。所以，清代皇帝才会“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以是为乐”。历代君王才以“避暑秋狝”为国策，以至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载：“亲见皇祖高年须白，允宜颐养，尚且日理万几。暇则校射习网，阅马合围。虽天行之健，自强不息，亦圣度之恢，与时偕行也。”
　　避暑山庄这座园林凝结了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从而形成了清代修庙不修城的国家策略。天人合一的园林与庙宇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力量，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和国家经济和社会高度发展的“康乾盛世”。
　　（一）朴素淡泊 惟欲清新
　　避暑山庄占地5.64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山庄内有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及其它单位体、群体建筑群，总共有184组。其中有360多处建筑物有题名。除了宫殿、廊亭、榭室、轩舍等，山庄内还建有十六处宗教场所即：碧峰寺、水月庵、珠源寺、宝筏喻、云山胜地二楼西间、西峪龙王庙、法林寺（般诺相）、金山上帝阁、旃檀林、仙苑召灵、灵泽龙王庙、暖流喧波、永佑寺、鹫云寺和两处道观广元宫、斗姥阁。
　　山庄建设初期，就遵循了康熙帝的“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设计思想。在整体建筑体系中，突出了挖湖蓄池、构榭筑台，垒石引溪、悬泉挂瀑，开源导流、生发渠脉，广植嘉树、博种蔓草的自然天成。形成了山怀建轩，据峰为亭，临水筑榭，幽谷构室、峡岭座堂的林泉乐趣。通过桥梁、瀑源、清溪、假山、叠石形成了单体与群体建筑在空间的高低远近和色彩反映变化等方面的巧妙搭配。景观带仰俯错落、凭实借虚，是山、水、石、木的完美构架。
　　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记》载：“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林泉抱素之怀”。达到“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麂鹿映夕阳而万群”和人与自然高度和谐景象。揆叙在《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中记：“奉慈闱则微寝问膳之诚，凭台榭则见茅茨不剪之意，观溉种则念稼穑之艰难，览花莳则验阴阳之气候，玩禽鱼则思万物之咸若。”体现了建筑与自然和谐，更展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物境与心境的统一。
　　（二）“仁怀天下，宇内一统”
　　避暑山庄的缔造者康熙的造园，是与他的修身、治国分不开的。康熙早在十七岁时，即明确宣布以儒学治国。康熙撤除三藩，收复台湾，与沙俄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平定了蒙古噶尔丹部落的分裂势力，“从而制服了帝国中剩下的惟一对手”，“于是，他全神贯注于为臣民造福。”“在此完美的一位君主统治下生活，百姓安居乐业。”[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马若瑟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中】郑德弟等译。]此后，康熙充分利用了这段难得的时间，着手科学与文化事业的建设，制定出具体的文化治国方针。园林活动成为康熙文化治国的重要方式，园林是他的生活居住之地、行围阅兵之场和批览奏章之所。在国泰民安背景下的康熙，到他中年时期便坚定了明确的造园目的。他在《避暑山庄记》中流露出了造园的思想动机：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
　　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
　　显然，康熙没有把园林当做一种表面的赏玩艺术，而是赋予了它积极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康熙汲取了历史上的帝王由于把皇家园林用于一己之豫游而丧民亡国的教训，极力通过造园活动，表现他的儒家品格与理学思想，在园林中体现“内圣外王”的观念；他通过园林活动，促进了民族的和睦；他把仁爱、孝悌、俭素的美德，外现于造园。乾隆受到了康熙的极大影响，乾隆一度以园林的形式，表达他功德圆满的圣王追求。他的造园也蕴含着康熙思想的光辉，他把康熙的朴素的中庸思想承继以后，表现为儒、道、释、帝的平衡统一。
　　1、避暑山庄的整体布局 避暑山庄是中国帝王宫殿与皇家苑囿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古代宫殿和园林建造几乎与中国古代文明史同步，二者经历了由分设到结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到避暑山庄的建造二者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避暑山庄的总体布局是前宫后苑，在置景上采取象征与集萃的手法，把儒家思想融入造园之中，使之紧密结合，水乳交融。避暑山庄的整体布局是东南湖区、西北山区、中部平原区呈东低西高的走势，模拟了中国的地形，而围绕着山庄蜿蜒10公里的城墙仿佛中国的雄伟长城，使整个山庄酷似中国广袤河山的微缩模型。在景物选取上，采取多种方式，将全国各地名胜荟萃于山庄之中，如有仿自江南胜景的文津阁、金山上帝阁、烟雨楼、文园狮子林、沧浪屿、芝径云堤等，也有仿自蒙古草原的蒙古包群，还有仿自山东的广元宫等等。使564万平方米的宫苑，扩大成为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缩景观，收到了“移天缩地于君怀”和“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的效果。同时也表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因此山庄建造的整体布局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儒家帝王哲学的物态载体。
　　2、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关系 从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庙宇溥仁寺开始，康乾两帝历经六十多年的时间在山庄周围共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广缘寺、普佑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广安寺、罗汉堂12座喇嘛庙，这十二座庙宇有的仿自北京，有的仿自山西五台山，有的仿自新疆，有的仿自西藏。不仅建筑宏伟壮观，绘画、雕塑技艺高超，而且几乎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或民族团结史。外八庙从属于山庄并服务于山庄，两者在建筑格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避暑山庄朴野淡雅，虽然是皇帝的夏宫，却一片青砖灰瓦，不饰彩绘，大有北方民居的风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体量巨大、规模宏伟的周围寺庙，它们大多是使用鎏金铜瓦或琉璃瓦覆顶，一眼望去，一片金碧辉煌。在这鲜明的对比中，使你感到不是皇家的简陋，而是其蕴含的深刻。在建筑形式上，避暑山庄的建筑则采取以汉式为主体的建筑方式，以显示清朝入主中原吸收汉文化的实力与气魄；山庄外的寺庙则采取汉式、藏式、汉藏结合三种不同的建筑方式，以显示其兼容并蓄、借鉴融通与遐迩一体的政治手段与愿望。外八庙以山庄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体现了“五服”俱向，“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治世思想。
　　（三）“写仿”手法的应用：
　　“写仿”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汉 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卷6]（这里“放”是“仿”的通假字。）可见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同时，还派人把每个国家宫殿苑囿的样式画下来，然后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进行仿建，形成连绵相接的宫苑建筑群。一方面，此举象征着对全天下的占有；另一方面，秦国僻处西北，与戎狄杂处，发展较晚，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在文化艺术方面并不如齐、楚等大国先进，仿建六国宫殿可以博采众长，极大地提升本国的建筑水平，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大秦雄风。 秦始皇开启了写仿的先河，之后的历代皇家宫殿和园林建设中虽然偶尔也有类似的例子，但总的来说这种手段并不流行，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才重新得到发扬光大。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中仿建组群别致新颖，仿中有创“略师其意，不舍已之所长”。在建筑中应用了各民族不同的艺术手法，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民族信仰，生活习惯，宗教艺术，建筑特征等。如镇江金山寺、西湖苏堤、泰山碧霞元君祠、斗姥阁、苏州六和塔、文园狮子林、宁波范氏天一阁、浙江嘉兴烟雨楼等多组建筑在山庄内均有体现。建筑样式中的单体与群体，内部与外部，自然与人工搭配精妙而奇巧。同时，清代帝王还仿元代画家倪缵《狮子林图》的画意建有文园十六景。单体建筑中仿绍兴兰亭建造的曲水荷香，仿杭州放鹤亭建的驯鹿亭等，不但展示了建筑独具的风采，也解读出康熙、乾隆数下江南国富民丰的历史片断。因此被晚清诗人王闿运称为“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清 王闿运著《湘绮楼诗文集》 岳麓书社 长沙 2008年]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景致以西藏古寺和江南以外地区的名胜古迹为写仿对象，蔚为大观。
　　寺庙的仿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活化了宗教，生动了艺术。如仿拉萨达赖喇嘛驻锡的布达拉宫建造的普陀宗乘寺，仿日喀则班禅喇嘛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建造的须弥福寿之庙，仿西藏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畔扎囊县境内的藏传佛教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建造的普宁寺，仿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的建造的殊像寺，仿新疆伊梨固尔扎庙建造的安远庙等，这里大部分宗教建筑移天缩地包罗了绵秀中华，更完善了宗教和政治的统一和共融。成为宣扬喇嘛教的地理标志和历史标志。
　　普宁寺更是按佛学密教布置的世界形势图所建，有须弥山，铁围山，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月山，四轮，五峰、七山。这种几何形排布更突出显现了建筑与宗教的神奇结合。这些寺庙的建筑风格使汉、藏等多民族文化、艺术融于一体，寺庙殿堂中，完好地保存和供奉着精美的佛象、法器、雕刻、绘画等着近万件，共同构成了十八世纪中国古代建筑富于融合性和创造性的杰作。
　　二、人文与亲情的彰显。
　　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显示了中国传统国学观念。古代建筑题刻和匾额在避暑山庄和外庙显现的尤为突出。戒得堂，是山庄清舒山馆东镜湖上一处小岛，几年前改做动物园，现遗址略有恢复。这里取自康熙帝一方闲章“戒之在得”，即《论语季氏》：“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除此之外，还有诸葛亮《戒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澹泊敬诚” 、君子四知的“四知书屋”、知鱼乐的“知鱼矶”等等，还有 “濠濮间想”，“曲水荷香”等汇集了中国传统理念教化育人的典故。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知觉、感受、视觉的和谐共振。传承国学礼法和儒家治世、修身的观念成为山庄文化的一种标志。
　　“奉三无私”、“戒急用忍”的做人处事中庸的观念和《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称“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残贪秽”，代表了古代圣君为人的道理，是中国古代君子学说集大成之地。
　　山庄的情结，还在于亲情的展示。这里融会了“尊老、敬老、怀念亲人”的人之常情。乾隆十九年弘历在《题万壑松风旧书屋》中写“昔日恩承仁祖处，今来又作抱孙人”。乾隆三十八年时，在写《避暑山庄记纪恩堂纪》中又道“及从皇祖来避暑山庄，乃赐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觐天颜”。《避暑山庄百韵诗序》曾载“蒙皇祖恩，养育宫中，侍奉左右，扈跸至此”。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对祖父的恩育和眷顾相当怀念，也道出了“为人君者必先为人子”的道理。嘉庆帝在山庄《林下戏题补题一首》云“塞坦建山庄，沐德无边际。”也体现了对父亲乾隆帝的无限追思。
　　建筑文化也能体现敬老尊长的传统美德。避暑山庄有两处曾经给皇太后居住休养的寝宫：松鹤清樾和松鹤斋。前者为康熙帝给皇太后来热河行宫的居所，后者为乾隆帝给其母后钮祜禄氏的寝宫。据和珅等编修的《热河志》载：“松鹤清樾……每岁驾幸山庄，奉宁寿宫于兹此殿”。宁寿宫是北京皇太后的寝宫，这里指的就是太后。用松鹤命名是指“寿比南山松，福如鹤轻翔”。这里体现了对老人长寿的无限祝福和祈盼。乾隆时期，为了让远离京师来此避暑的太后心悦容开，还在山庄湖区的一片云小戏楼和东宫区的清音阁大戏楼，请四大徽班生、旦、净、末、丑，锣鼓喧天出将入相，编排大戏以“娱圣容、得圣心”。同时，清音阁大戏楼，与紫禁城畅音阁、圆明园清音阁、颐和园的德合园戏楼规制相同，号称清代四大戏楼。避暑山庄清音阁戏楼，更是突出外交礼宾的演出功能。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的十三年中，朝鲜使臣朴趾源、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六世班禅活佛、章嘉活佛、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均在这里听过昆曲汇演。
　　普宁寺有一尊通高22.28米、腰围15米、重110吨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大佛。他是有四十二支手的千手千眼（每支手心有一眼，佛法认为每支手又配以25种有，即变化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木雕大佛的头顶立有一尊无量佛。有人认为无量佛是菩萨的师傅，以示尊敬。但从清史中可以发现，清圣祖仁皇帝自诩为“无量佛转世”，乾隆帝认为自已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种雕刻的艺术手法，也表现了乾隆帝怀念祖父的恩德，尊敬祖父的法礼。
　　为了显示皇家子孙众多、人丁兴旺，在山庄“卷阿胜境”殿，乾隆帝常在此宴赏大臣，陪太后进膳。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74岁高龄时又得玄孙，他在继北京紫禁城题“五福五代堂”匾后，又在此处题写了“五福五代堂”匾。当时军机大臣、尚书和珅还受皇帝之托为此写了《五福五代堂序》。
　　每岁农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中国人又叫中元节，在环碧岛上的采菱渡举行怀念故人的盂兰盆会。在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还要到汇万总春之庙拜花神，以怀念当年康熙考背弘历《爱莲说》的祖父亲情。
　　无暑清凉殿是避暑山庄宫殿区未礼成前的政务中心，该组建筑群中的“水芳岩秀”殿，七楹进深两间，前有抱厦五楹，后有抱厦三楹，建筑风格独特庄重。此殿曾为康熙帝的寝宫，后为皇太后寝宫。乾隆年间，皇太后搬进松鹤斋，乾隆帝把这个殿题为“乐寿堂”。皇帝驻跸其间，每逢七月初七，皇太后会引领众妃嫔、贵妇、公主来此举行“乞巧盛会”。
　　如意洲建筑中有一处寺院，名般若相，又题法林寺。每年夏历六月二十四日，热河总管会率领有司官员、职守到这里祭神。礼毕后，诸官可以开怀畅饮，尽兴而返，形成了君臣同乐的和谐气氛。这些节庆的典成，除了表示怀念和追思之外，更是一种美德和人性的体现。
　　三、文化图书的集成
　　1、山庄藏书
　　山庄的藏书，主要有三处：楠木殿即澹泊敬诚殿，文津阁，澄观斋。在楠木殿内，陈列过《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时召集朝臣编纂的一部大型图书，耗时十年。康熙年间陈梦雷等原辑，后陈梦雷得罪了皇上，于是改命蒋延锡等重新编辑，全书共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仅书录就达四十卷。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善，使用最广的一部类书。比闻名世界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多四倍。殿内所藏为雍正六年（1728年）铜活字版书，共5020册。
　　文津阁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乾隆年间，为了收藏《四库全书》，在全国修建了7座藏书楼，其中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又称北方皇家四阁或内廷四库。乾隆为文津阁题诗中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每部分为经、史、子、集，其中一部藏于文津阁。1915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用驼马脚力把藏书运往北京集中管理，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
　　山庄内书院“澄观斋”，其主殿五楹，殿内有康熙题匾“惠迪吉”。《康熙御制诗集的初集》、《二集》在此编修；清代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律历渊源》也曾在此编纂。这里形成了热河炙烈的文风和学术研究的情结，为祖国文化发展和弘扬学术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
　　2、扈从文臣的随从笔记
　　清帝经常组织那些扈从文臣在山庄内的“曲水荷香”举行“曲水流觞”的活动。大臣张廷玉曾说：“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便览诸胜，赐宴于流杯亭。”[张廷玉《扈从塞外蒙恩召入行宫泛舟观荷遍览赐宴于流杯亭恭纪二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二十日，大臣汤右曾等人也曾在此陪康熙帝饮酒赋诗，他在诗中说：“波回芷岸接菱汀，曲水流杯眼乍经。总为帝书真第一，恍从兰渚到兰亭。”[汤右曾《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恩宣赐宴得游避暑行宫怀恩纪事诗二十首》]乾隆十九年（1754年），也曾在此举行小宴，招待蒙古都尔伯特亲王策凌等。另外这些扈从文臣们在参政议政之余，将自己在山庄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或自行或奉诏受命创作了大量的著述。如张廷玉的《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恭跋》、鄂尔泰的《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恭跋》、汪灏的《随銮纪恩》、张玉书的《扈从赐游记》、赵翼的《檐曝杂记》，以及在山庄内纂修《热河志》、校理《四库全书》等大型的文化工程，这些文臣们经意或不经意的笔墨酣畅之作，使这样一座政治性的园林充满了人文色彩。
　　四、中西文化的交流 政治交往的平台
　　闭关锁国的大清朝，与西方交流的序幕是由传教士用文化方式揭开的，而园林文化则是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避暑山庄的康熙三十六景刚刚完工，康熙帝便令擅长绘画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带两个中国学生到避暑山庄作画。马国贤用西方的铜板制作技术，制作铜版画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康熙帝将避暑山庄图大量印制，赏赐给王公贵族和文武大臣。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在中国宫廷服务了十三年的马国贤返回意大利，并带回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版画，从此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掀开了仿造中国式园林的热潮，中国古典园林文化推动了欧洲特别是英国园林文化的变革与发展。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来到承德避暑山庄，想用重金将须弥福寿之庙万法归一殿搬到美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但是受困于体积过于庞大，做了一个十比一的模型参加芝加哥的展览，立即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这是中国古典园林建筑第一次作为文化使者出访西方。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避暑山庄的建造基本完工，一个由马嘎尔尼勋爵带领的英国外交使团走进了避暑山庄，在万树园受到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的接见。此次觐见由于礼仪之争而成为清史中重大的外交事件，最终马嘎尔尼一无所获，空手而归，同时也为以后更大的冲击埋下了伏笔。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教皇特使多罗前来中国，名义上是为向康熙皇帝问候请安，实则秉承教皇旨意，向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乃至皇帝宣布不准履行祭祖、礼天、敬孔等中国礼仪的规定，由于多罗公然在南京以公函的形式宣布禁令，引起康熙皇帝的愤怒，遂被囚禁于澳门。最终康熙下旨驱逐不尊重中国礼仪和习俗的传教士。礼仪之争实质是西方文化的强行入侵，从而引起清代康熙及以后皇帝的心理反弹，礼仪涉及大清帝国的尊严，丝毫不让，也使得自此以后的类似的外交风波迭起。四十八年之后，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当政时，当年马嘎尔尼使团中年仅十二岁的小斯当东，已经成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极力鼓吹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1840年，英国的舰队再次驶进广州，他们已经不再磋商礼仪，而是用大炮轰击中国的大门。
　　五、小   结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园林是文明的丰碑。博大而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传延千古的历史潮汐中沉浮回转。历史的车辙延续到今天，褪去了浮华之后，留下的是精华的沉淀！悠悠千年，历史的光辉星星点点，多少人物，多少辉煌，多少往事……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作为康乾两帝的杰作，它不仅是清文化的精华———民族宗教思想的载体，也是中国古典园林与寺庙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和总结。它将中国园林文化引入极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繁荣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人类社会留下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