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筑艺术之美
王兴凤 东海梅
内容摘要:建筑艺术是造型艺术的一种,它既包括了建筑“意象”的美,也包括“形式美”。做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和最为宏伟的寺庙群,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筑艺术十分精妙。在择址、建筑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美。它集山水意境和人文意蕴于一体,是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的典范,成为帝王治国方略的物化载体。
关键词: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建筑 建筑意境
在春去秋来的时间过往里,凝结着人类智慧的中国古代建筑经历了上古(原始)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辽、金时期;元、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特征:以木料为主要构材,历用构架制之结构,以斗拱为结构之关键等等,其崇台厚基、翼展屋顶、玲珑屋身、深深庭院、遍施色彩等诸多外部特征,令人叹为观止。在承德这块伊古荒略之地,以帝王的审美意趣和胸襟大略而构筑的最为典雅的皇家园林和最为宏伟的寺庙群,成为中国古建筑的经典之作和时代绝响。
如果把中国古代建筑比作为一部恢宏的交响乐,那么承德古建筑就是其中的华彩乐段。避暑山庄的建筑则是这部交响乐中最为轻柔委婉的部分。山庄的西北部为山区,其建筑依山就势,尺度宜人,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山的深邃邈远以及佛道的神仙意境。山庄的平原区辽阔无边,大有蒙古草原的莽莽苍苍之势,草原上洁白的蒙古包则为世人勾画出别具民族风情的艺术之美。山庄的东南部则为粉墙黛瓦、苏式彩画的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而南部的正宫区则是整个避暑山庄的中心,这里的建筑以灰色调为主,呈现出皇家的大气与庄严。
晚避暑山庄十载而敕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与山庄隔武烈河相望,之后在山庄周围渐次雄起的十几座庙宇成为有清一代帝王平定叛乱、少数民族宗教首领来朝、土尔扈特部族回归、达什达瓦内迁等历史事件的纪念碑。一座座梵宫琳宇融汇了多民族建筑的元素,形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建筑的大河,在这条河流中流淌的是藏族高大敦厚的碉台、设计精巧的盲窗,红白对比强烈的色彩;崇尚的是汉式寺庙讲究对称的格调,碑亭、牌楼、钟鼓楼、天王殿等等严谨的布局和绚丽的色彩;追求的是庄严神圣的佛国世界与此在世界的融合,将这种理想深深的刻在佛教造像慈祥的面容中和安远庙普度殿壁画上。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勤劳智慧的华夏艺匠将世代传承的建造技艺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用砖、瓦、木、石这些原本没有生命的建筑材料凭借巧思建造出一座座精美的亭台楼阁,这本身就是建筑上的奇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古建筑就是这些匠人们建造的座座丰碑。一扇扇漏窗、一块块石刻风门、一笔笔绚烂的彩画、一座座耀目的琉璃无不凝结着他们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就是他们的纪念碑,尽管他们是卑微的一群。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在择址、建筑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美,它们与周围环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而不做凌驾于环境之上的主宰。这些建筑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情趣与追求,在展示其功用的基础上,将设计者的治世思想、宗教态度、审美理念溶于其中,使这些建筑更加富有内涵。
一、 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的典范
环境是建筑存在的载体,优美的园林环境成就了传世的经典建筑。避暑山庄120余组建筑就诞生在塞外这方神奇灵秀的土地上。纵观中国园林发展史,从秦汉帝王的离宫别苑到唐宋的自然山水园至清代园林已成蔚然大观,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兴建园林的最后一个高潮,而避暑山庄因其真山、真水的神韵而成为北方帝王宫苑中规模最大、兴建时间最长、最富有山林野趣的山水园林,是清代园林修建高潮中的一个顶峰。
避暑山庄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其5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西北为层峦起伏的山区,具备了造园家对山高远、平远、深远的诸种要求;北部是地广草柔、林木苍郁的平原区;地势低平的东南则为湖天一碧、洲岛错落、有“塞北水云乡”之美誉的湖区。而在山庄之外的东部群山之上,一赤色危崖状如村妇捣衣的棒槌,倚天而立,这就是见诸于帝王诗文中的磬锤峰,成为避暑山庄造景的极好借景。
在与避暑山庄同期或前后兴建的清代皇家园林相较中,山庄的特色何在?规模大,亦或对江南私家园林风光的模拟?是,亦不是。山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朴野”,就是那种城市里最难享受到的山野远村的情调和塞北山乡的泥土气息,包括山、水、树、石、林、泉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综合自然环境。最具人功的建筑在设计者对全园综合的考量中,与承托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主持工程的人确定了鉴奢尚朴、宁拙舍巧,以人为之美入天然,以清幽之趣药浓丽的原则和澹泊素雅、朴茂野奇的格调,更加突出了山庄风景的特色。以据岗埠而建的万壑松风和位于洲岛之上的月色江声为例。万壑松风为一组布局自然的庭院,建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整体布局类于汉字的半个“凸”字,显得非常的灵活。门殿位于整组建筑的西南角,以此为出发点,四周游廊回绕,将静佳室、鑑始斋、蓬琅咸映、颐和书屋及主殿万壑松风连接起来。几座较小的建筑分布于主殿的东西南三面,结构布局显得非常紧凑。整组建筑犹如一首乐曲,从门殿开始为序曲,游廊向北和南延伸,节奏比较舒缓;当沿游廊行进到南面的几组小建筑时,节奏顿显紧张;从颐和书屋折而向北,到达主殿时,场面宽阔一些,乐曲达到了高潮。整组建筑节奏张弛有度,为康熙时期所不多见。康熙时期的建筑在平面布局上大多为对称排列,形成一种比较规整、平稳的意象。万壑松风则对此进行了突破。原因在于周围的环境。此处为一岗埠,主殿北为悬崖,下临塞湖,有限的空间限制了建筑的平面布局。造园家因地制宜,巧妙构思,将几座建筑有机地组织起来,谱成一曲乐章,给人以美的享受。
月色江声为湖区的一座岛屿,岛上由南向北排列着四进大体对称的四合院式建筑,分别为门殿月色江声、静寂山房、莹心堂、湖山罨画、冷香亭等。月色江声从平面布局上来说正是康熙时期山庄建筑的典型代表。门殿左右以游廊与众多建筑相连,形成一种既联通又隔断的空间序列。后殿湖山罨画为一封闭院落,院内堆几处假山,植几株花木,古松浓荫匝地,小院的环境相当清幽。
避暑山庄不仅仅是宫殿和古建筑,其主要成就在于创造了山水与建筑浑然一体的园林艺术。设计者根据不同的地势和环境,运用巧思,合理布置,真正做到“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古寺藏深山”,将建筑的布局、体量、尺度进行因地制宜地安排,做到最为合理的布置,以求最大限度的与环境相契合。这是避暑山庄最为成功之处。
避暑山庄周围的皇家寺庙群同样也是与环境完美结合的范例。出避暑山庄西北门,下山坡,过沟谷,北面一带群山迎面迤逦而来。这些山山势并不高峻,坡度较缓。正是它们成就了座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山庄周围依照西藏、新疆、蒙古喇嘛庙的形式修建了十二座寺庙。由于当年有八座寺庙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并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办事处”,又都在古北口外,故统称“外八庙”(即口外八庙之意)。久而久之,“外八庙”便成为这十二座寺庙的代称。在北面的这一带群山地带建有八座寺庙,自西而东依次是:罗汉堂(大部分已毁)、广安寺(大部分已毁)、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普佑寺(大部分已毁)、广缘寺。其余四座位于武烈河东岸,自北而南依次是:安远庙、普乐寺、溥仁寺、溥善寺(已毁)。这些寺庙与周围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随山势布列的可依据山势来增加自己的气势,使本已雄伟的建筑愈发显得高大;位于高起台地上的寺庙,静静俯视着流淌的武烈河,与避暑山庄呈相互凝望之势;坐落在山脚下的寺庙虽然少了几分高峻之气,却独得了松柏掩映下的清幽,更增加了寺庙的神秘幽邃之感。这些寺庙如众星拱月般环列在山庄四周,是汉、蒙、藏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仰望它们,可以感受西藏布达拉宫的气势,体味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雄奇,领略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风采,欣睹新疆伊犁固尔扎庙的倩影,还可以朝拜世界最大的木雕大佛--千手千眼以观世音菩萨的慈颜。
二、建筑是帝王治国方略的物化载体
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的修建其实是清代帝王不修长城,以蒙、藏安边治国之策的物化载体。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说:“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的确,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确实取代了秦汉长城,并且它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冷冰冰的石头城。清朝入关以前,就已经征服了长城以北漠南蒙古各部,并指挥蒙古各部对明朝进行战争。清朝初年,漠北地区的喀尔喀蒙古、漠西青海地区的蒙古,先后向清朝遣使通好,纳贡通商。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还曾引导西藏宗教首领朝觐清帝,对统一西藏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塞上漠北蒙古各部已臣服大清,从而修筑了两千年的长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寻找新的途径和方式来达到“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的政治目的就成为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康熙皇帝选择了修建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则继康熙建溥仁寺、溥善寺之后采取修建喇嘛庙的方式来安边治国,这两种方式化解了历代因修长城而造成的种种悲剧,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举重若轻。
避暑山庄的正宫区是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之所。在主殿澹泊敬诚殿中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清史大戏。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三策凌、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在皇帝与臣下的礼仪性交谈中,大清的江山在不断地被巩固;万树园蒙古包大宴蒙古各王公贵族的宴会上,精彩的马戏、炫目的礼花让他们在酒酣耳热之余,感受到了天朝的强大。避暑山庄在清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凸显,成为京都之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
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的修建则是清朝统治者对蒙、藏等民族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以俗为治”的政策的物化反映。清初,喇嘛教在我国蒙古、西藏、青海及新疆北部广大区域内占有支配地位。喇嘛教上层人物在政治上掌握着地方政权,经济上拥有大量财富,精神上起着巨大作用。乾隆所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就是为了顺应各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上层人物对喇嘛教的信仰,密切地方和中央政权的关系。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修建溥仁寺开始,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完成须弥福寿之庙为止,整个外八庙的修建历67年之久。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几乎每三、五年就落成一座新寺庙。这些金碧辉煌的寺庙的修建,是康熙、乾隆以宗教为手段,来达到政治上团结边境各少数民族的目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鼎盛时期战胜国内分裂势力,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
乾隆晚年对营建这些寺庙有过明确表示,他说“诸所营建,实以旧藩新附接踵输枕,其俗皆崇信黄教,用构兹梵宇,以遂瞻礼而寓绥怀,非徒侈钜丽之观也。”有着如此明确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寺庙,这在我国宗教建筑史上是很少见的。明确的政治内容深刻地影响了寺庙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造型。因此,虽是宣扬神权至上的宗教寺庙,但在建筑艺术上,除了反映宗教气氛之外,通过总体规划、地形利用、建筑造型和细部处理,更多地表现国家富强、民族团结、胜利喜悦、宏伟壮观的气氛,形象地记录了清初我国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程。
三、建筑的山水意境和人文意蕴
“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是《诗经·小雅·斯干》对建筑屋顶灵动形象的赞美,建筑的意境通过古人的手笔为我们展现出来。梁思成、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中曾对建筑意作如下解读:“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是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鉴赏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的感触……”。融化在避暑山庄山泉林壑之间的各式建筑渗透着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散文的意趣,从而成就了它们的山水意境。其山水意境内蕴深广,在与自然的审美关照中,儒家强调与“德”的联系,其“比德”是人际——伦常的道德尺度;道家强调与“道”的同一,其“与道冥同”是自然——心灵的超越尺度,从而造就了不同的审美意识。清朝统治者们因循明制,以儒家思想治国,但是在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上,他们有时不免又倾向于道家。这两种思想在他们所题写的关于避暑山庄的诗文中和为建筑的命名上均有所体现。建筑的匾额、楹联在揭示建筑的功用、内涵等方面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当然也能够反映出题写者的思想和追求。
避暑山庄肇建伊始,当园内粗具规模后,康熙皇帝曾从诸般名景中优选出36景,以四字给予题点,成为山庄建筑史上的美谈。这些美景绝大多数以建筑为依托,皇帝的题点使得它们的意境显得更加优美。而后,乾隆皇帝效仿其祖父的做法,以三字为避暑山庄诸般美景再题36景,从而组成避暑山庄著名的“康乾72景”。这些建筑与山水因依,将自身的性灵通过山水予以外化,在季节的轮回和变化的脚步声中,向世人展示出自己最真最美的一面,从而使避暑山庄最美好的山水意境能够得以升华。“南山积雪”的莹情冰雪,“北枕双峰”的夺人气势,“青枫绿屿”的满目青翠,“香远益清”的荷之风韵均以帝王的点睛之笔一一呈现。更遑论为他们为各处胜景题写的匾额、楹联,更是诗人诗情迸发的写照。“山月满庭,影疏横藻荇;松风绕壑,韵远叶笙簧”是乾隆为悬挂在水芳岩秀殿题写的楹联,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道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一轮山月满照庭院,稀疏的树影好象水藻一样浮在水面上;松涛回荡在山谷中,犹如演奏笙簧一般。此时的月是对诗人内心的一种关照,是无以言说的宁静,可阵阵松涛却打破了这种静谧,不时在山谷中回响,反而更加衬托出山庄月夜的安静。在一静一动间,诗人得到了无以言说的美的享受。“风袅炉烟移昼漏,月临书幌正宵衣”,是乾隆为绿云楼木映花承殿题写的楹联,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也摹写了山庄月夜的宁静之美。从这些楹联匾额中传达出的是建筑的人文意蕴。建筑原本是砖瓦木石的集合体,因为不同的功用,赋予他不同的建筑形式,从而具有不同的人文意蕴。寺庙建筑尤其如此。皇帝的对匾额、楹联的题点除了能够揭示出建筑浓郁的宗教内涵外,还蕴涵令人警醒的哲思。“万法归一”、“权衡三界”“仁佑大千”体现的是佛陀的慈悲、佛法的高妙精深。普陀宗乘之庙群楼顶部西北角的慈航普度殿,二层殿内匾额题为“示大自在”,楹联为“水镜喻西来妙观如是,月轮悟南指合相云何”,从字面上就可得知此处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与匾额“大自在”,与建筑“慈航普渡”相呼应,并且楹联中也流露出佛法是一种思想的内化,不能执著于外物与偶像,需要心证的劝诫意味。
结语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实物资料,它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学等多方面文化的内涵融注其中,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古朴清雅,韵味悠长,从基址选择、房屋的建造到建筑材料的使用及细部装饰,无不显示出造园者的独具匠心。金碧辉煌的外八庙在建造形制及风格上彰显了民族团结,四海归一的盛清气度,座座梵宫琳宇成为集中国古代宗教建筑艺术之大成的经典之作。它们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以绝世无双的“全璧”形象散发着迷人的光彩,熠熠生辉。
参考书目:
[1] 和珅《钦定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1
[2]侯幼斌 《中国建筑美学》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9
[3]计成著 陈植注释《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5
[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5]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平郊建筑杂录》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4